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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水平提高得益于五大优势

来源:金沙网址,|金沙网址娱乐平台=遵义安防网 时间:2018-07-03 10:00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科技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如何从全球角度看待中国科技的总体水平?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商学院创业创新专家李俊博士日前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球科技创新角力是一场马拉松竞赛,各国按科技总体水平,可分为跟跑、并跑和领跑三大方阵;以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全球高影响论文比重(即前1%高被引论文的比重)作为创新衡量标准,中国科技创新经历了三个阶段,在三大方阵中的位置不断前移。”
  科技成果转化奖金,可减按50%计入科技人员当月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对此,科技界反响强烈。
  5月29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和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8号,以下简称“财税58号文”),明确自2018年7月1日起,依法批准设立的非营利性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根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规定,从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中给予科技人员的现金奖励,可减按50%计入科技人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去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提出了一个困惑:科技人员的科研奖金要被列入工资扣税,而且税率往往比较高,这很大程度上打击了科技人员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动力。当时,钟南山建议,可以考虑调整相应的税收政策,对科研奖励按照20%的偶然所得税率一次性扣税。
  而有人算了笔账,“财税58号文”实行后,针对科研奖励的税负可能比按照20%的偶然所得税率一次性扣税的税负还低。假设某科技人员当月工资为1万元,科技成果转化奖金为10万元,如果不享受财税58号文,按照目前的税收规定,其所缴纳的税款应当是34420元,实际税负31.3%。那么依据财税58号文,其所缴纳的税款应为14270元,实际税负13%。
  从31.3%到13%,减轻的是科技人员的税负,增强的是科技人员的获得感,这些将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动力。
  “政策像是开了一个闸”
  “曾经有段时间,我们一直被相关部门的官员询问,关于科技成果转化还存在什么问题,有没有要提的建议。每一次,我们都会提税的问题。”梁超是天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投资与知识产权运营部的副部长,主要负责的就是科技成果转化链条上终端的转化工作,他在对接高校的科研人员时发现,大部分专家都会提到税的问题。
  北京理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主任戴斌曾算过一笔账,以某高校专利转让费净收入100万元为例,假如按照70%的比例奖励给发明人团队,扣除税款之后,最终发明人团队得到的收益仅30余万元,近一半都交了税。
  一些科研人员被迫想出了避税途径,有的“细水长流”,将科技成果转化奖励的一大笔钱拆成小数目慢慢发;有的“按兵不动”,钱先趴在学校账户上,等待政策松动。梁超说,每次和科研人员讨论转化的问题,税都是绕不过去的坎。
  “‘财税58号文’可谓是一剂‘强心剂’。”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齐爱民认为,“它解决的是一个科研人员获得感的问题。”齐爱民说,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加强基础研究,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因为科研体制、科技成果转化难度大、激励机制不足等原因,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一直很低。
  这些年,政府有关部门、全国各大高校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多有探索。去年以来,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以及《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陆续出台,半年间,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法规日渐完善。
  2016年,南开大学制定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试行)》,从科技成果归属、利益分配比例(科技人员占比80%)、允许在职人员创办企业或到企业担任技术职务、建立区域产业技术研究院、简化审批手续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今年4月26日,教育部科技司、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在京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推动高校技术转移办公室建设,并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纳入“双一流”建设考核评价体系,完善科研人员和成果转化人才考核评价机制等以促进高校科技成果在京转化。随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入选首批12家中关村示范区的高校技术转移办公室。
  政策大礼包纷至沓来,对科技成果转化的促进作用如何?史志东的直接感受是,自己的业务量逐年增加了。史志东是114产学研协同创新服务平台负责人,也就是俗称的“科技中介”。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从刚开始一个月甚至几个月只有一单到现在一天对接、洽谈好几单,这些年,科技成果转化的数量大幅度提高了。
  齐爱民也有相同感受,他在广西创办了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近来向他打听科技成果转化相关工作的教授专家多了起来,他说:“这次在科研奖励税收方面的探索像是开了一个闸,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活水涌进来。” 在三大方阵中位置不断前移
  李俊博士认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科技进步不断加速,其中既有国家推动的以综合国力为基础、资本密集、知识密集的攻关型创新,也有市场主导的以节约成本、商业模式创新为导向的竞争型创新。可以把全球科技创新角力看做是一场马拉松竞赛,按科技总体水平、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全球高影响论文比重作为创新衡量标准,划分中国科技进步在这场竞赛中所处位置和阶段性。
  总体而言,40年间中国科技创新经历了三个阶段,在三大方阵中的位置不断前移。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至1999年。这一阶段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从每年数千件增加到近4万件,科技创新主要是以跟跑发达国家为主,高影响论文比重徘徊在0.3%—0.4%之间,只有少数创新成果处在与发达国家并跑的位置。企业创新主要依靠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创新活动以产品仿制、工艺革新为主,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山寨”一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企业创新活动的特征。
  然而这是一个为科技发展打基础的时期,国家重点发展综合国力、改革科技体制和构建创新生态圈,为21世纪中国科技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期间启动了支持基础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实施了一系列科技计划,如科技攻关(支撑)计划、高技术研究发展(86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973)计划,以及“火炬计划”“攀登计划”等;实施了211工程、技术创新工程、知识创新工程等三大工程,形成了国家创新系统的基本格局。在此阶段,中国科技创新模式逐渐转型,实现了从“政府指令”型向“政府引导”型的转化,并且开始向“市场主导、政府协调”型方向发展。
  从2000年至2010年是中国科技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科技创新总体上仍然以跟跑发达国家为主,并跑比例明显提高。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呈现跳跃式增长,从每年5万件增加到近40万件,高影响论文的比重从0.4%上升到0.6%。这一阶段有两项政策对后来科技发展影响深远,一是2005年底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对未来15年科学和技术发展作出了全面规划与部署;二是2008年起实施的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一举扭转了国家长期人才流失的不利局面。
  在李俊博士看来,2011年以后,中国科技创新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在很多领域科技水平总体上进入了与发达国家并跑的状态,并在一些集国力攻关的领域进入领跑方阵,如超级计算机、体细胞克隆猴、量子通讯、太空探索等。中国高影响论文的比重从0.6%上升到1.01%。2016年,在全球3500多名高被引科技明星中,中国大陆科学家人数达到249位,位于美英两国之后,居世界第三。中国科学家颜宁在清华大学任教10年,成为世界一流结构生物学家,2017年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聘为终身讲席教授,这是中国科技进入世界领跑的写照。这一阶段中国发明专利年申请量突破100万件,主要集中在专用设备制造、医药、计算机、通讯、电气机械和器材、通用设备、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等行业。在市场主导的竞争型创新领域,互联网共享单车具有标志性意义。2015年以摩拜为首的中国企业,以全新的商业模式,用便捷无桩单车取代了有桩单车的共享模式,成为第一个中国首创、美国仿制的创新实例。在互联网+、金融技术、生物技术和机器学习等领域,中国已经从模仿者转变为创新者,并将担负起全球领跑角色。
  科技水平提高得益于五大优势
  在分析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的原因时,李俊博士认为这“得益于五大优势”。第一,国力优势。中国综合国力上升,研发投入加大,为科技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条件。第二,市场规模优势。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壮大,提高了对创新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为科技开发和市场化提供了重要的市场条件。第三,低成本智力资源优势。中国有一支庞大而训练有素的工程技术队伍,每年还有超过百万的理工科毕业生,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劳动成本低,是科技发展的优越人力资源条件。第四,完备的产业链优势。中国制造业强大、门类齐全是技术创新的坚实基础。第五,政府引导协调优势。中国政府制定的科技战略具有前瞻性,并辅之于一套稳定的、具有可预见性的扶持政策,为科技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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